厦门市农业局关于印发《厦门市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管理办法》（修订稿）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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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农业局关于印发《厦门市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管理办法》（修订稿）的通知
福建省厦门市农业局
厦农〔2007〕27号
厦门市农业局关于印发《厦门市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管理办法》（修订稿）的通知
各区农业（农林水利）局、局所属各事业单位：
为加快厦门市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维护公众健康，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和农业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程序》等新的文件精神，在原《厦门市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管理办法》（厦农[2004]91号文）的基础上修订本办法。现将《厦门市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管理办法》(修订稿)印发给你们。本办法从2007年四月一日起实行，原《厦门市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管理办法》同时宣布作废。
附件：《厦门市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管理办法》(修订稿)
厦门市农业局
二○○七年三月八日
中共厦门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秘书处 2007年3月9日印发
厦门市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管理办法
（修订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厦门市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维护公众健康，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和农业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程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称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是指农产品（除渔产品外的未经加工或初加工的食用农产品，下同）产地环境及质量控制措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经认定合格，获得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的农产品生产产地。
第三条 本市辖区内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以下简称产地认定）和受理申请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工作由市农业局负责。市农业局成立厦门市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委员会，负责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管理工作；厦门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无公害农产品省级工作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受理申请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工作。
各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内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的申请受理、初审、推荐和监督管理等工作。
第四条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扶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建设，组织无公害农产品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推动无公害农产品的发展。
第五条 积极鼓励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申请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
第二章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条件与生产管理
第六条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环境检测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环境必须经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灌溉水（畜禽饮用水、产品加工用水）、土壤、大气等方面应当符合农业部颁布实施的无公害食品产地环境标准要求。
（二）产地周边环境
种植业产地：周围5公里以内应没有对产地环境可能造成污染的污染源，蔬菜、茶叶、果品等园艺产品产地应距离交通主干道100米以上。
畜牧业产地：周围1公里范围内及水源上游应没有对产地环境可能造成污染的污染源。养殖区所处位置应符合环境保护和动物防疫要求，应远离干线公路、铁路、城镇、居民区、公共场所等。
（三）产地规模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应区域范围明确、相对集中，产品相对稳定，附报区域范围图，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粮、油、茶、果、菜作物达150亩以上，设施栽培、名特优新作物 50亩以上，食用菌1万平方米（或50万袋）以上；蛋用禽存栏3000羽以上，肉用禽年出栏6000羽以上，生猪年出栏600头以上，奶牛存栏60头以上，肉牛年出栏200头以上，羊年存栏180只以上。
第七条 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管理制度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应有能满足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的组织管理机构和相应的技术、管理人员，并建立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管理制度。
（二）生产规程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的生产过程控制应参照无公害食品相关标准，并结合本产地生产特点，制定详细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质量控制措施和生产操作细则。
（三）农业投入品使用
按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准则）要求使用农业投入品，实施农（兽）药停（休）药期制度。
（四）动植物病虫害监测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应定期开展动植物病虫害监测，并建立动植物病虫害监测报告档案制度。畜牧业产地按《动物防疫法》要求实施动物疫病免疫程序和消毒制度。
（五）生产记录档案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应建立生产过程和主要措施的记录制度，农产品生产记录应保存二年。
第八条 产地产品实行质量安全追溯管理，进入市场的产地产品按规定实施包装上市，实行标识管理，包装物上标明产地证书号、地址、生产经营主体、采收（出栏）日期、品种、数量等。畜禽产品实施免疫标识或免疫档案管理。
第三章 申请与认定
第九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直接向所在区级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与产品认证（复查换证）申请书》；
（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申请者必须具备的资质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无公害农产品生产质量控制措施；
（四）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操作规程；
（五）符合规定要求的《产地环境检验报告》和《产地环境现状评价报告》或者符合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要求的《产地环境调查报告》；
（六）符合规定要求的《产品检验报告》；
（七）规定提交的其他相应材料。
申请复查换证的，提交材料（一）、（五）、（六）、（七）和原《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
申请人向所在区级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申领《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申请书》和相关资料，或通过厦门市行政审批网下载获取。
第十条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按下列程序认定。
（一）申请。申请人向所在区级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提出正式书面申请。
（二）受理、初审。区级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受理申请，在10个工作日内就申报主体资格、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符合性等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符合要求的，报厦门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不符合要求的，书面通知申请人限期整改。
（三）复审。厦门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在20个工作日内对申报材料进行复审。符合要求的，组织现场检查和环境质量调查；不符合要求的，书面通知申请人限期整改。
（四）现场检查和环境质量调查。厦门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组织专业检查员对产地现场进行检查，提交现场检查报告。现场检查按NY/T 5341（无公害食品 认定认证现场检查规范）执行，环境质量调查按NY/T 5335（无公害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调查规范）执行。
（五）环境检测与评价。对现场检查符合要求和环境质量调查结论需要检测和评价的，按NY/T 5295（无公害食品 产地环境评价准则）执行。
（六）综合评审。厦门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组织2名以上（含2名）专家对申报材料、现场检查报告、环境调查或检测报告和环境评价报告进行综合评审，提出专家评审推荐意见。不符合要求的，书面通知申请人。
（七）颁证。综合评审符合要求的，由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委员会做出认定，颁发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并报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备案。
第十一条 复查换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有效期为3年。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在有效期满90日前按照本程序的有关规定重新办理，符合程序规定的，换发《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有效期满后未办理申请手续的，视为自动撤销认定。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实行证书和标牌管理。
（一）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应当树立标志牌，标明产地证书编号、获证单位名称、范围、规模、产品品种、审批部门，以接受社会监督。
（二）各级无公害农产品工作机构负责对通过认定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进行监督管理，实行跟踪检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获得产地认定证书的产地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冒用、转让、买卖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不得随意树立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标志牌。违反规定的，由区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并依据《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三条 监督管理中发现有如下情形的，责令获证单位限期整改；责令整改期间，停止使用证书。
（一）产地有随意倾倒生活、工业垃圾废弃物的；
（二）产地周围有规划新建或正在新建对环境有污染的工程的；
（三）生产过程中档案记录欠规范的；
第十五条 有如下情形的，吊销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
（一）产地被污染或产地环境质量达不到要求的；
（二）擅自扩大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范围的；
（三）发现使用违禁投入品，或使用投入品的剂量、频次、休药期、安全间隔期未按无公害农产品相关标准或规范规定执行的；
（四）不按标准进行生产或严重违反技术操作规程的；
（五）没有建立档案管理制度或伪造虚假记录的；
（六）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连续2次抽检不合格的；
（七）拒绝接受监督管理职能部门监督的；
（八）转让和买卖无公害农产品标志行为的；
（九）限期整改未完成的；
（十）有其它严重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因素存在的。
第十四条 从事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管理的工作人员违反有关规定，按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从事无公害农产品的产地认定的部门和产品认证的机构不得收取费用。 检测机构的检测、无公害农产品标志按国家规定收取费用。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厦门市农业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传统法学思维的批判
??读《法律的经济分析》有感
摘要：《法律的经济分析》这部享誉世界的法律经济学著作,将经济学运用于许多非市场的行为，如，犯罪、起诉、离婚、意外事故、反种族歧视法等等，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全新的、广阔的、全方位的视角。效益被看作是法律的基本价值，法律的效益价值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是法学研究理论领域和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本文试图勾勒出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的思想轮廓，并对社会现实作出适当的反思，以求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 波斯纳 经济分析 效益
Abstract :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the widely praised book ,focuses on economic analysis of nonmarket behaviors such as crime, the legal process, marriage, accidents and anti-racialism .It supplys us with a new and unconventional method to think of laws. Posner's doctrine about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insists that efficiency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asic value of law. Its theory of efficiency value and method of economic analysis are a great breakthrough in law theory domain. This Note is intended to outline Posner's theory and reflects on the social problems, in order to consummate the law of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Ponsner; Economic analysis; Efficiency
一、引言
经济分析法学（economic analysis of law）又称为法律经济学，是60年代初首先在美国兴起的西方法学思潮之一。法律经济学使法学的研究手段拓宽到经济领域，使法学研究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公平正义的权衡、选择，从而为法学理念的重新定位开辟了一条法学与经济结合的新径。法律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首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波斯纳，他被誉为70年代以来最为杰出的法律经济学家之一。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法律的经济分析》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学说，标志着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经济分析法学派在学派林立的法学界已占据一席之地，为法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崭新的领地。
波斯纳在第一版中文版作者序言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旨在“将经济理论运用于对法律制度的理解和改善”；在第一篇导论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写作是建立在经济学是分析一系列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这一信念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经济学是人类在一个资源有限、不敷需要的世界中进行选择的科学”，将经济学看成是一门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理性选择的科学（the science of rational choice），即在这个世界，资源相对于人类欲望是有限的??资源具有稀缺性。它的假设是：人是对自己的生定目标，自己的满足，也即我们通常所讲的“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 而“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这一概念暗示，人们会对激励（incentive）作出反应，即，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改变其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这样去做。这就是法律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二、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反思
（一）法律经济学视野中的法律基本概念
波斯纳认为，经济学与法学这种学科两分法将法学现象与经济学现象之间事实上的距离人为地夸大了。他认为，经济学对法律进行规范分析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效率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传统的法学观念与此相差甚远。正是由于法律经济学与传统法学的分野，直接导致一系列由传统道德背景下所构造的法律概念在法律经济学的视角中发生变化、甚至冲突。因此，我们要了解法律经济学，就不得不重新对一系列的法律概念进行认识，笔者试图从经济分析的角度，对“法律”和“权利”作出一些新的诠释。
1．关于法律
中国传统的法学理论一般从意识形态出发，都将法律定位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是在法律经济学的视角中，法律没有被披上太多的意识形态，而是更多地注重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因此在这里，法律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实用性。在传统的视角里面，法律都是处在消极的地位，一般都是进行事后的调整，缺乏前瞻性；法律的改变多是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法律经济学却认为，法律除了事后的调整外，更多的应该注重事前的预防。因为损失的发生在很多情况下是难以弥补的，例如在一宗交通事故中，行人被机动车（司机存在过错）撞到而失去了一条手臂。交警当然会要求司机作出赔偿，赔偿，只是财富从司机一方转移到行人一方，社会的总财富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但是不管事后怎样弥补，行人还是失去了一条手臂，社会总财富减少了，因为行人不能再创造比以前更加多的财富。法律的前瞻性在这里显得非常必要。而法律经济学借助经济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手段，尤其是采取经济人假设和激励机制，预测人们对一定法律环境的的反应，从而制定一些更加有利于增进社会财富的法律。另外，法律制度必须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科斯第一定理告诉我们：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交易成本为零；然而现实中，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是没有的，这个现在谁都知道，科斯当然比我们知道的更早，于是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现实世界，人们又推导出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权利的初始分配将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法律制度本身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因此良好的法律制度一方面有助于节约社会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交易费用的降低，交易效率会随之提高，所以又会促进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法律一旦忽视交易成本的因素，则法律反而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2．关于权利
关于权利，传统的法学理论习惯于从权利的静态，至多是从它的排他性出发，认为权利与权利之间是可以划清界限的，当严格依法界定并保护一个人的合法权利时，实际上也就界定和保护了他人的权利。然而，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写道：“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科斯认为权利具有“相互性”（reciprocal nature），纷争的产生源自社会资源的有限，问题不在谁对谁应付赔偿责任或免除损害责任，而是如何减少损害，只有从双方性的观点去看损害赔偿的问题，才能真正达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目的，社会资源才能获得最有效率的运用。
（二）法律经济学在我国实践中的尝试
1999年沈阳市颁布了《沈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的主要精神可以概括为：在行人违反交通规则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时，如果机动车方无违章行为，行人负全部责任。长期以来，大部分地区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实行的是“严格责任规则”而新办法用“过失责任”代替了严格责任。此新办法引起了法学界“撞了白撞”的大讨论。然而反对的呼声居多，如著名法学家梁慧星教授就认为该办法是反人道、反正义、反人权的，更进一步指出在交通事故处理上应该适用无过错责任。
这场大讨论引发了笔者的思考，如何衡量一个具体法律法规的合理性？在笔者看来，对该新办法的反对意见多是基于把法律看作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或更传统地说是从“公平”的角度判断法律的合理性。依该标准，平均而言，行人是“穷人”、“弱者”，而司机是“富人”、“强者”，因此，无论司机有无过错均让其承担责任是合理的。然而，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证效率，考虑如何使整个社会的成本最小。衡量一个法律是否合理的首要标准应该是效率标准而非分配标准。分配原则应该在效率原则下，如果离开了效率标准，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打个比方，如果单从分配标准出发，穷人盗窃富人的资产就不应被判有罪，弱者伤害强者也不应构成侵权行为。 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完全遵照此标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就会降低，也不会有人愿做“富人”、“强者”；相反，依效率标准，任何盗窃行为、伤害行为均构成侵权，则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提高而努力积累财富。
我们假设交通规则本身是社会最优的，即，在双方都严格遵守该规则的情况下，事故发生的概率处于社会最优水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最优水平并不是指事故发生概率最小，而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经济效率达到最大同时事故发生概率达到最小的边际状态。在此前提下可以有三种情况：第一，实行“无责任规则”，即在任何情况下司机均不承担赔偿责任，结果是司机没有预防事故发生的积极性从而不遵守交通规则，行人有最大的积极性预防事故发生而过于小心谨慎甚至绿灯时也不敢过马路，激励机制没有最优地分配责任承担关系，所以是没有效率的，不能达到社会最优状态。第二，实行“无过失责任”，即在任何情况下司机均要承担赔偿责任，则司机有预防事故发生的最大积极性而行人则选择最小的谨慎（因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行人无论如何也要承担一定的人身损失），因此司机开车过于谨慎而放慢速度导致交通堵塞，行人却乱闯马路，这也不能达到最优化的效率。第三个规则就是实行“过失责任”，即只有当司机违章行人没有违章时才由司机承担全部责任，而当行人违章司机没有违章时司机不承担责任。这样司机和行人都有积极性遵守交通规则，事故发生概率达到最优（注意是最优而非最小），则社会的效率也达到最优状态。一个好的交通事故损失赔偿的法律规则，应当能够产生一种激励，在这样的激励下，道路交通的参与人自愿投入适当的预防成本，使交通事故不发生或少发生。故此，沈阳市出台的新办法看似在人权保护上是一种“倒退”，实则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符合法律经济学关于侵权法目的的阐释，即为了促进防止侵权行为资源的高效率配置。判断法律法规的合理性以效率为标准往往能够最大地节约社会成本，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实现真正的分配正义。
（三）言论自由的经济学分析
波斯纳认为，思想是一种商品。在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里面，各种思想会相互充分竞争，希望能获得消费者（社会大众）的购买（接受）。在这里，波斯纳将市场的概念引入到思想领域，这是笔者下面讨论各问题的逻辑起点。
1．言论自由的宪法保护的必要性
宪法为什么明确保护这一特殊市场(思想市场)而非其他市场呢？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主要有下列两个原因。第一，对思想市场的管制会造成政府权力垄断。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官员是公共利益代表的这种理想化认识与现实相距甚远，行使经济选择权的人并非“经济阉人”。我们没有理由将政府看作是超凡至圣的神造物。政府同样也有缺陷，会犯错误，也常常会不顾公共利益而追求其官僚集团自身的私利。 这就是说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会有其特定的偏好。如果允许政府对思想市场随意加以管制，最终的结果就是使舆论成为了政府宣传的工具。只要一出现令政府反感的言论，政府处于本能就会对其进行压制，将其排挤在思想市场之外，社会大众所得到的就只剩下一些为政府所喜爱的言论。第二，思想市场的脆弱性。思想市场上有不少思想收益是外部性的，只要政府对这些思想（不受政府欢迎的）提高其进入市场的成本，那么其他的思想就极其容易替代这些不受欢迎的思想。正如波斯纳在书中所举的例子，投票本身是一种外在收益源，因为单一的投票根本不可能改变选举，所以其对个人投票者的预期价值（即使相对于很小的投票时间成本而言）是很小的。由于投票几乎没有私人价值，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希望人们对了解候选人和有关问题进行大量的投资。宪政的本意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行政权力，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如果宪法不对言论自由作出坚实的保护的话，宪法就难以真正达到宪政的目的。
2．媒体责任的归责原则
隐私权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在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呢？尤其是担负着传播各种信息的义务的大众传媒，在报道发生失实之时，其责任应该如何分担呢？媒体，作为一个经济人，也会对外界的激励或抵制因素作出反应，而成本与收益效应对媒体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成本高于收益，那么媒体便不会报道这一消息；尤其是当报道的消息极有可能会引发诉讼而法律又倾向于保护对方的时候，媒体是更加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如果一个记者得到一则重要的内幕新闻而抢先独家报道，他的报纸将取得较高的销售收入。但这只是这一新闻对公众所产生的价值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竞争性报纸都将在稍后刊载这一新闻。由此可见，这一记者和雇佣他的报纸的总收益会远远低于这则新闻的社会总收益。但是如果记者和雇佣他的报纸预期，这则新闻的公布，将会令其承担诉讼的风险，他就不一定会公布这则新闻，即使这则新闻对社会公众有很大的好处。获得一部分收益，但是要承担所有的风险，任何一个理性人都不会作出这样的行为。鼓励报纸公开这一则新闻的一种方法就是降低公开成本；而其手段就是使报纸没必要对新闻的真实性作全面、彻底的调查，但在它对公开假诽谤负有严格责任或过失责任的情况下，它就不得不做这种调查。因此在没有证明媒体知道消息的虚假性或放任对其真实性不作辨别的情况下，媒体不应当负相应的责任。
3．言论自由的底线
可能是因为历史的惯性，中国人对“言论”这个词显得特别敏感。因而对于言论自由的内涵和外延并不会太关注，对言论自由的限度更加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古语云：“刑之不知，威不可测。”正是人们不知道言论自由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人们在发表言论时，尤其是政治言论，显得非常谨慎。就如我们在听一些思想活跃的学者做讲座时，讲完某个尖锐的问题时，总会加上一句“纯属学术讨论”之类的不痛不痒的话。一个教授尚且如此，一般的社会大众又会如何呢？这就反映出言论自由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而要真正保障言论自由，笔者认为，言论自由的限度必须要划分明确，否则，言论自由只是空话。
法律经济学为这一标准的划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我们要引入一条有用的公式：汉德的过失公式B＜PL。汉德公式是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由法官汉德（LearnedHand）提出的 。Ｂ
正当程序革命
杨金强、余飞* 译(译者均系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2006级诉讼法研究生)
美国从一个英国殖民地发展成为今天由50个州组成的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由的信念。直到现在，这种信念仍然吸引着众多人涌入美国。它产生于几百年前，经过发展、变革并持续到今天。自由信念的核心就是正当程序的理念——除非经由一个公正的第三方作出裁判，否则不得随意剥夺任何人的权利和自由。正当程序原则自从确立以来，已经发展成为刑事司法中最重要的理念。它使得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胜诉并由此产生诸多正义的判决，这些判决在今天仍然影响着司法实践。同时，正当程序理念也把美国公众分为强调公共秩序和强调个人权利的两派。
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过程主要涵盖在四个重要文件之中，即“大宪章”、“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和美国宪法。“大宪章”是英国的宪法性文件，旨在赋予公民基本权利并保障其权利不受统治者——国王的侵犯。美国依据“大宪章”制定了自己的“权利法案”，并且成为宪法的组成部分。1765年起草的“殖民地权利与不满宣言”，是殖民地人民发泄对王室怨气的宣言书。正当程序原则和其他相关法律反对英国统治下的不公正审判，并以此消除人们对现行体制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775年独立战争的爆发。从以上提及的资料我们可以得出正当程序的理念——除非经由一个公正的第三方作出裁判，否则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不得被随意剥夺。同时，正当程序原则也限制政府的立法权并确保制定法的公正性和适当性。“独立宣言”以及1776年的美国宪法使得正当程序原则和美国刑事司法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被视为最高权威的宪法补充了前十项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其内容涉及公民的自由以及保障自由的程序。宪法第四修正案特别针对正当程序原则，宣称“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由的搜查和扣押，没有合理的事实依据，不得签发搜查令和逮捕令；在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搜查令必须描述清楚搜查的地点、搜查和查封的具体文件和物品，逮捕令必须具体地描述清楚需要逮捕的人。”这些保障了公民在警察突击搜查时享有的权利，但同时也使得对“合理怀疑”的界定在当时成为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并经过了多次修正和发展。宪法第五修正案通过赋予公民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任何人不得被强迫提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来实现法律基于正当程序原则对公民自身生命、财产以及自由的剥夺。在此修正案之前，无论被指控犯罪的人实际上有罪还是无罪，他都会被推定为有罪。接下来，宪法第六修正案赋予了公民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使得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可以更好的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至于因为不熟悉法律而不能为自己辩护。正如我们在课堂上看过的电影“吉迪恩的号角”所描述的，主人公被定罪的原因完全是由于他在法庭上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这也表明了律师辩护权重要性。宪法第八修正案是影响正当程序原则的另一个里程碑。它宣称，“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刑罚”。这样，即使在犯罪的情况下，也能合理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和自由。我们在课堂上看过的多部关于狱中生活、酷刑和非常刑罚的影片此刻又呈现在我们面前。在奴隶制经济繁荣的那段时期，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有所减慢；过后，随着北方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该原则又开始继续发展。随着1857年规定“隔离但平等”的“斯科特案”被推翻，1865年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基于出生地和居住年限赋予所有公民同等的宪法权利。不久之后的1868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通过赋予公民选举权以便在更广泛的程度上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公民的选票将被平等地对待，并且允许任何具有一定条件的人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同时，第十四修正案增加了正当程序原则的第二个条款——除非各州依据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否则不能剥夺任何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
作为正当程序原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沃伦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而非创造新的法律和程序来继续支持正当程序原则。司法审查权使得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听审低级别法院的案件，并因此基于联邦法律而不是州法律作出决定。关于司法审查的一个经典案例是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s. Madison）案，马歇尔法官就是依据比州法律效力更高的联邦宪法作出的判决。司法审查权在1816年的“马丁诉亨特莱西”（Martin vs. Hunter’s Lessee）案中再次被动用。沃伦法官主持最高法院时坚持司法审查的传统，对一些有可能终结正当程序发展的重要案件作出了决定性改变，使美国进入了被称为“正当程序革命”的时代。
自从沃伦法院在实践中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适用于各州开始，正当程序革命拉开了序幕。形势在几个关键的案件被推翻之后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关于“是恢复性正义还是重分配正义”的争论声中，宪法第四、第五、第六、第八和第十四修正案在正当程序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
正当程序革命通过1954年的“布朗诉拖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Brown vs.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案推翻1896年的“普莱西诉福格森”（Plessy vs. Ferguson）案而被正式提出。沃伦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认为，种族隔离是不平等的，所有人都必须在诸如座位、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受到平等对待。这一判决的理念促使了1964年民权法案的产生，该法案宣称：“为了贯彻实施宪法规定的选举权，为了授权美国巡回法院旨在救济公共设施歧视案件的管辖权，为了授权总检察长保障公民享有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教育方面的宪法权利，为了扩大民权委员会的职能，为了在联邦的协助下消除歧视，为了建立一个致力于就业机会平等的委员会，或者为了其他目的，而制定本法案。”
“西尔维斯特•蓝博公司诉合众国”（Silverthorne Lumber Company vs. United States）一案标志着这场革命进入下一个阶段。此案将正当程序的理念引入“毒树之果”的领域，意味着警察必须合法地收集证据，否则证据就不能在法庭上使用。本案中，警方非法闯入蓝博公司并获取了该公司的税务记录，企图指控该公司逃税。最终，由于窃取的税务记录没有被法庭采纳而导致了控方证据不足。同时，第四修正案在推翻“沃尔夫诉科罗拉多”（Wolf vs. Colorado）案判决的“马普诉俄亥俄”（Mapp vs. Ohio）一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案宣称1914年“威克斯诉美国”（Weeks vs. US）案确立的涉及第四修正案的证据排除规则也适用于各州法院。这被视为是对宪法第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的合理推定。
宪法第五修正案也是正当程序革命的一个重要基础。禁止双重危险的条款规定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行为受到两次追诉。该原则在1969年的“本顿诉马里兰州”（Benton vs. Maryland）案中得到适用。此案例推翻了1937年的“帕科诉康涅狄格州”（Palko vs. Connecticut）案，该案中，被告帕科遭到重复审判，第一次他被判处监禁刑，第二次他因同一罪被判处死刑。1964年的“埃斯贝托诉伊里诺伊州”（Escebedo vs. Illinois）案阐释了第五修正案，一旦某人涉及到被指控的调查中，必须有律师在场作合适的辩护和解释。这一时期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Miranda vs. Arizona）案也为第五修正案增加了新的含义，即被逮捕时必须被告知“米兰达权利”。
宪法第六修正案在1963年“吉迪恩诉温赖特”（ Gideon vs. Wainright）案和一些青少年犯罪法庭的审判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通过赋予公民取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而完善了法庭审判和正当程序原则，使得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可以很好地行使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不至于因为不熟悉法律而不能为自己辩护。我们在课堂上看过的电影“吉迪恩的号角”描述了辩护权的革命，吉迪恩由于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而被定罪。于是，吉迪恩写信给最高法院要求为自己指定辩护律师。其他几个重要案件使得第六修正案在青少年犯罪审判中适用，包括1966年的“肯特诉合众国”（ Kent vs. US）案，1967年的 “高尔特”（ re Gault）案，1970年的温西普案（re Winship），1975年的“布雷德诉琼斯”（ Breed vs, Jones）案和1996年的“伊里诺伊州诉蒙特内兹”（ Illinois vs. Montenez）案，以上案件都要求青少年罪犯必须有监护人陪同出庭。
1962年的“罗宾逊诉加州”（Robinson vs. California）案发展了宪法第八修正案所规定的禁止残酷和非常刑罚的权利。1968年的“艾弗利诉约翰森”（Avery vs. Johnson）案也影响了第八修正案，该案认为，关于监所律师的立法，占用了其他的司法资源。1974年的“沃尔夫诉麦克道尔”（Wolff vs. McDonnell）案推翻了1871年的“拉芬诉联邦”（Ruffin vs. Commonwealt）案，后者把囚犯看作国家的奴隶，前者则为囚犯提供了新的宪法架构内的保护，特别是禁止残酷和非常的刑罚。在第八修正案是支持“恢复性正义还是重分配正义”上存在着巨大的争论，这两种形式的正义针对犯罪的不同方面。“恢复性正义”强调犯罪行为和处罚对社会及个人的影响，而“重分配正义”强调罪犯自身对罪行的悔过。缓刑和假释的观点在第八修正案的发展过程中被质疑。1972年的“莫里斯诉布莱尔”（Morrisey vs. Brewer）案是界定假释制度的里程碑，1973年的“加贡诉斯卡贝里”（Gagnon vs. Scarpelli）案则提出了缓刑的标准。对第八修正案最后的调整是关于囚犯待遇的，包括以下案件：对我们的良心提出挑战的“霍尔特诉萨维”（Holt vs. Sarver）案；1974年关于囚犯基本法律权利的“贝尔诉普罗柯尼尔”案（Pell vs. Procunier）案；1972年涉及死刑问题的“福曼诉佐治亚州”（Furman vs. Georgia）案和1976年“格雷格诉佐治亚州”（Gregg vs. Georgia）案。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拉开了正当程序革命的序幕，同时也为革命的终结埋下了伏笔。它提供了沃伦之后的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推翻先例的根据。他们越来越保守的解释引发了如下争议：该修正案是不是违背立法的本意来保障公民的权利。
正当程序的理念在沃伦法院时期得以发展、实施，而在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时期却被终结，后两者都不大认同先前沃伦法院的工作。沃伦与其支持者们的许多努力得不到认同，甚至还受到伯格和伦奎斯特的轻视，他们一直力图修改甚至推翻沃伦时期的许多判决。
伯格法院对沃伦法院判决的修正中，最主要的就是规定了排除规则的“善意例外”。伯格法院从1969年一直持续到1986年，“善意例外”使第四修正案的理念发生了变化，“如果执法人员的行为具有客观的善意，或者他们所造成的侵犯是微小的，则过分强调被指控一方的权利就与刑事司法体系的基本理念相违背。”这个原则随着1984年的“合众国诉莱昂”（U.S. vs. Leon）案而普遍化。此案中，根据一位秘密监察员的报告，警方认为存在合理根据而取得了搜查令状，在里昂的三个住处查出了大量毒品。由于申请令状的根据不充分，该证据起初被排除在法庭之外。最终，通过排除规则的例外使该证据的资格得以认定。在1987年的“马塞诸塞州诉舍帕德”（Massachusetts vs. Sheppard）一案中，警察申请令状时的理由也不充分。伯格法院做出了相同判决。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沃伦法院在1961年的“马普诉俄亥俄”（Mapp vs. Ohio）案所强调的原则，从而修正了对“合理根据”的理解。
伦奎斯特法院对沃伦法院判决的修正主要体现在对米兰达案（Miranda vs. Arizona）和埃斯科贝托（escobedo vs. Illinois）案判决的例外规定。从1986年起至今，伦奎斯特法院一直发挥重要作用。1977年“布瑞尔诉威联姆斯”（Brewer vs. Williams）案确立的“必然发现”原则修正了沃伦法院的判决，该案中的被告被剥夺了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通过支持1984年的“纽约诉跨雷斯”（New York vs. Quarles）案确立了“公共安全的例外”原则，该案中，被告私藏武器侵害了公共安全。“合众国诉迪格森”（U.S. vs. Dickerson）案的判决书中强调了宪法第五、第六修正案的改革，因为被告虽然承认了犯罪，但没有被告知米兰达权利。对米兰达规则的修正仅仅是一种重申，而不是改变。这是伦奎斯特法院时期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它对美国的刑事司法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仅仅是以上这些里程碑式的案件，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还在其他方面修改了沃伦法院的判决，如规定囚犯不受残酷和非常刑罚的宪法第八修正案。“Hands-Off Doctrine（法官放手）”原则的回归，在基于1991年的“威尔逊诉塞特”（Wilson vs. Seiter）案的惩教制度上允许惩戒体系内部的管理人员拥有更大的权力。本案中，阿肯色州监狱的一个犯人控告监狱滥用囚犯。这条原则要求在衡量是否属于残酷和非常刑罚时，要考虑监狱管理人员是否存在“蓄意的疏忽”。1995年，“桑丁诉克纳”（Sandin vs. Conner）案导致了全美刑事司法体系的调整，允许司法正义的分配有更大的灵活性，强调囚犯通过服刑的过程为自己的罪行负责。
沃伦法院之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也被修改。正当程序革命的终结使得联邦最高法院朝着对制定法和判例进行严格解释的方向发展。沃伦法院的司法能动主义和美国的司法审查理念都在伯格法院和伦奎斯特法院新的修正下开始慢慢被瓦解。联邦最高法院今天仍然继续对这些理念进行修正。一个明显的例子，最高法院对布什总统的选择和决定方式仅仅是基于最高法院法官的自由意志，而并非通过一个宪法性判决。正当程序原则会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还是将来会出现转机？
正当程序原则的未来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能准确预测，但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来对将来的情况做出推断。诸多修正陈旧理念的判例已经为正当程序原则的发展提供了方向。犯罪控制的目的与正当程序原则、法律实施的需要与对无辜者的保护将是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持续存在的矛盾。在将来高科技武器和方法泛滥的情况下，控制犯罪的目的必然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正当程序理念将丝毫不会削弱，因为它是司法正义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政治因素和法院之间的角力也将会是影响正当程序原则的重要因素。政客们统治着当下的美国，但是他们能够控制最高法院吗？总统将会选择谁进入最高法院？不同的总统的不同选择将造成最高法院不同的倾向。因此，最近由最高法院决定的总统选举和布什将会任命谁进入最高法院都成为了报纸的头条。最高法院在做出最终决定时，是否会考虑布什或戈尔上台后会提名什么样的人进入最高法院？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科技进步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也必将影响正当程序原则的未来。宪法修正案会如何对待基因技术？法院如何帮助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在正当程序的规制下控制犯罪？宗教冲突在世界范围内的与日俱增，是否需要对宪法作出一些改变，以便能回应这种全球范围的变化？
正当程序原则将来会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有所变化。这源自于互联网在当今世界的广泛影响。1919年的“舍克诉合众国”（Schenck vs. U. S.）案确立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原则，将如何规制仅有数据和信息的互联网领域？1925年的“吉特洛诉纽约”（Gitlow vs. New York）案使问题变得复杂，它赋予了警察惩罚危害社会公德、煽动犯罪以及扰乱社会治安等行为的权力。如何根据互联网和技术信息的复杂性及广泛性来控制它们可能存在的流通？
正当程序原则应当继续坚持，在这个充斥着诸如种族、毒品和文盲问题的暴力年代，正当程序是必需的。这一观点在我们收到的“联邦调查局专家对暴力发展趋势预测”中被提及。如果该预测中有关暴力的观点直到2005年还是正确的话，那么对那些间接地参与诸如爆炸、劫机、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罪犯，强调保护无辜的正当程序原则与犯罪控制目的之间的对抗将继续存在。这种对抗在目前发生在辛辛纳提的种族暴动中是普遍存在的，白人警察在残酷镇压众多黑人的示威和暴乱，他们是否真正地执行了法律并且又保护了无辜，又或者他们的偏执是否损害了我们平常认为是公正的人？
自十三世纪的“大宪章”至今，正当程序原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将来在对待该原则的时候应当继续清除政治中的保守思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最近“阿德沃特诉合众国”（Atwater vs. U.S）一案，该案中一位母亲在高速公路上被捕，仅仅由于她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单独留在车上而没有给他们系上安全带。这种判决是我们所需要的吗？虽然还有相当大的争论，但是执法人员出于公共安全的目的正一步步地获取更多的权力来做类似的事情，然而在执行中却将该目的置之脑后。本案中，给这位母亲一张罚单并让她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就足够了，而不是当着年轻孩子的面对他们的母亲实施逮捕。这应该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方向之一，但我们却正在坚持错误而离正确的道路越来越远。所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正当程序的理念仍然会继续发扬它保障公民权利的传统。
资料来源：http://www.collegetermpapers.com/TermPapers/Government_&_Politics/Due_Process_Revolution.shtml，
附翻译原文：
Due Process Revolution
The great promise of America that has made a British colony in the 50 States today is Freedom. Many United States. The history of these freedoms starts centuries ago and has developed, revolutionized, and persisted all the way through today. At the core of these Freedoms is the idea of Due Process, the idea that everyone has rightFreedoms which still today cause people to flock to the s and freedom until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m arbitrarily, or by the will of a just third party. Due process has been the most powerful force in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since its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It has caused many people to win over the overwhelming odds in court cases and has presided over many righteous decisions that still affect cases today. Due process has also divided the country as public order advocates or individual rights supporters.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is conceived from four important documents, the Magna Charta,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and Grievances, and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Magna Charta was an English document that gave citizens rights and protection from their ruling body, which in that case was the King of England. The Magna Charta was used by the U.S. to create the Bill of Rights, a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and Grievances, drafted in 1765, was the original document created by the colonies of their complaints against the crown. The British unfair trials amongst other tragedies were to be fought with Due Process and the creation of other laws to clear the complaints of the current system. This would lead to the start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in 1775.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documents, we would derive the concept of Due Process, the idea that people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be fairly heard and tried in court before losing life, liberty, or justice. Due process also limits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make laws, ensuring that they are fair and proper. The idea of Due Process and the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as furthered again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1776. The Constitution, the document known as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included Bill of Rights, which were the first ten amendments discussing the freedoms and procedures to protect those freedoms in America. The fourth amendment applied specifically to Due Process, stating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shall not be violated, and no Warrants shall issue, but upon probable cause, supported by Oath or affirmation, and particularly describing the place to be searched, and the persons or things to be seized.” This secured peoples right to be searched and violated by raids, but at the same time created great controversy in what was to be probably cause, an idea that would be developed and modified many times throughout history. The Fifth Amendment also supported due process in giving any citizen the right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 Before their life, liberty, or freedom could be taken away someone other than their selves had to be a witness to their crime or have evidence to convict them. Before this, by force, people could be forced to testify as guilty despite their true innocence or guilt. Next, the sixth amendment changed the courtroom and due process by giving Americans the right to counsel. This gave anyone charged with a crime proper defense of their rights because many people were not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not knowing the court system. In class the movie Gideon’s Trumpets showed the revolution of right to counsel when he was not able to defend himself in court and convicted due entirely that fact. The Eighth amendment was the next milestone affecting Due Process. The Eighth amendment stated, “Excessive bail shall not be required, nor excessive fines imposed, nor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 inflicted.” This protected life, liberty, and freedom even for those convicted of crimes. Several of the movies we watched in class dealt with prison life and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that reoccurred there. With the booming economy caused by slavery at th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slowed. Then, with the Civil War resolved by the victory of the North, the development moved on. The Thirteenth amendment, in 1865, abolished slavery, giving rights to all peop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citizens based on the origin of their birth and their time living in the country. This came from the overturning of the Dred Scott case of 1857, which gave the world the idea of “separate but equal.” Soon after, in 1868,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further gave life, liberty, and freedom to everyone by declaring peoples votes would be counted equally and allowing anyone within certain qualifications to run for government positions. It also added the second due process clause that neither could any state deprive any person of life, liberty, or freedom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The Warren court was the prominent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and continued to support Due Process, but not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new laws or procedures, but through judicial review. This power gave the Supreme Court the ability to hear cases from lower level courts and make their own decision based on Constitution instead of State law. A classic example of the judicial review is the case of Marbury vs. Madison, 1803, which Chief Justice Marshall redecided the case based on the a greater force than state law, the Constitution. This judicial review was again utilized in 1816, in the Martin vs. Hunter’s Lessee. Warren would carry on this tradition in the modern courts making changes to what would become landmark cases to end the development of Due Process and move the United States in to the era we can classify as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After the Warren Court applied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states,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began. The legal climate was changed in the overturning of several key cases. The Fourth, Fifth, Sixth, Eighth, and Fourteenth amendments would all play key roles in the revolution along with the concept of Restorative vs. Re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with the overturning of the case Plessy vs. Ferguson(1896) by the case of Brown vs.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in 1954. This case when put through judicial review by the Warren Court (1953-1969), declared that separate was not equal and that everyone must be incorporated together in all aspects, such as seating, public facilities, etc. The ideals that came from this case would also launch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which states, “To enforce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vote, to confer jurisdiction upon the district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vide injunctive relief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public accommodations, to authorize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institute suits to protect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public facilities and public education, to extend the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 to prevent discrimination in federally assisted programs, to establish a Commission o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nd for other purposes.”
The next step in the revolution was the case of the Silverthorne Lumber Company vs. United States. This case added to Due Process the idea of the “Fruit of the Poisoned Tree,” which specified that is evidence is taken illegally, then the evidence may not be used in a court of law. In this case, police broke into the lumber company and stole tax records that proved that the company was guilty of tax evasion. However the 1920 case ruled it inconclusional based on not enough evidenc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records were not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ourth amendment also played a part in the case of Mapp vs. Ohio (1961) which overturned Wolf vs. Colorado(1949), by saying that the Fourth amendment Exclusionary Rule from the case Weeks vs. US (1914) was now applicable to the states individually. This was possible through the Due Process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he Fifth amendment was also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the idea that you cannot be tried twice for the same crime was applied to the states in 1969 in the case of Benton vs. Maryland. This case overturned the previous case of Palko vs. Connecticut (1937) where Palko was retried on a case where he was sentenced to prison and the second time he was tried for the same crime he was sentenced to death. The case of Escebedo vs. Illinois(1964) also elaborated on the Fifth amendment, saying that once you move from investigating to accusing a person, a lawyer must be present for the proper defense and interpretation. Miranda vs. Arizona (1966) also developed during this period adding onto the Fifth amendment that you must be read your “Miranda Rights” when taken into custody.
The Sixth amendment was revolutionized with the cases of Gideon vs. Wainright (1963), and several juvenile court procedings. The sixth amendment changed the courtroom and due process by giving Americans the right to counsel. This gave anyone charged with a crime proper defense of their rights because many people were not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not knowing the court system. In class the movie Gideon’s Trumpets showed the revolution of right to counsel when he was not able to defend himself in court and convicted due entirely that fact. His wrote to the Supreme Court who tried his case and gave him proper counsel to defend himself. Several court cases also changed the Sixth amendment to apply to juveniles convicted of crimes. They included Kent vs. US( 1966), In re Gault (1967), In re Winship (1970), Breed vs, Jones (1975), and Illinois vs. Montenez (1996), which held that a “concerned adult” must accompany a child on trial.
The Eighth amendment was revolutionized with the case of Robinson vs. California (1962), which applied the Eighth amendment, the right against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to the states. The case of Avery vs. Johnson also affected the Eighth amendment in 1968 when it declared “jailhouse lawyers legal, absent other legal resources.” The case of Wolff vs. McDonnell (1974) reversed the case Ruffin vs. Commonwealth of (1871), which made prisoners slaves of the state, and gave the prisoners new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especially against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There was also great debate over whether the Eighth amendment supported Restorative or Redistributive Justice. These two types of justice focused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criminals. Restorative focused activities and punishment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rime towards the public and individuals, while Redistributive focused on the offenders past behavior. The ideas of probation and parole were also questioned in the revolution within the Eighth amendment. The case of Morrisey vs. Brewer (1972) was the landmark defining the specifications of parole, and the case Gagnon vs. Scarpelli in 1973 set forth the standards for probation. The final adaptations to the Eighth amendment were about inmate conditions, it included Holt vs. Sarver which discussed “shocking the conscience,” Pell vs. Procunier (1974) which dealt with the legal base of prisoner’s rights, capital punishment cases Furman vs. Georgia in 1972 and Gregg vs. Georgia in 1976.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began the Due Process Revolution and would conclude the revolution leading to the aftermath.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gave the courts after Warren, Burger and Rehnquist the ability to again change the cases and ideal that ruled the amendments. Their more conservative interpretations created controversy in the way that amendments now affected citizens as opposed to their “old” meanings.
During the Warren Court, there was the id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d the enforcement of Due Process. However, then came the aftermath, the Burger and Rehnquist courts, both of which were not happy with the previous work of the Warren Court. The many efforts of Warren and his supporters were not liked, even despised by Burger and Rehnquist, and they made valiant efforts to modify and overturn many of his landma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