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航空器维修人员合格审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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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缺陷及完善的几点思考

余上云


一种制度悖论
“司法独立乃是法治的真谛！”（龚祥瑞）法治的内在规定性使得以司法审判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司法改革日益彰显出审判独立的价值意义，树立审判权威，维护司法公正，乃法治必然，大势所趋。尽管审判独立原则与其他任何一项法律原则一样，经过了一种从政治目的上升为法治原则的演进过程，但其内涵却天然包容着一种技术性因素：权力分立使法院摆脱单纯的工具性色彩，成为法治与正义的判断者，从社会角色上得以淳化，这使其有权力公正司法；法官独立，法官具备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严谨的职业意识，这使其有能力公正司法。在法治的指引下，公正司法使正义维护者——法院（法官）日渐权威，终将以强大的公信力取信于民。
与此同时，作为同为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以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履行民事审判法律监督职能，以另类国家权力（检察权）判断形式预先标明法院生效裁判的可责性，这种同操法律职业者的国家权力质疑，显然将使法院审判权威遭受挑战。不仅如此，在检察监督抗诉案件中，除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之悖逆外，检察抗诉强制性将法院及诉讼当事人拉入再审程序，使法院（法官）游离于双方当事人之外在庭审中获取争议案件的权威性信息，并首先形成一种下意识认同或反感的非理性判断，这显然既不符合诉讼程序直接、言词、理性等基本理念，又破坏了审判中立的根本原则，违背了诉讼发现真实的认识规律。由此，审判权威与检察监督自然悖逆。
这种悖逆蕴含着两种发展极致：其一，检察监督的中肯、沉稳使法院裁判备受指责，审判权威日益受损，终使法院（法官）正义维护者的形象大打折扣，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司法秩序遭遇严重威胁；其二，检察监督因其软弱、草率，迅速耗尽其差强人意的社会根基，而在法治的大旗下沦落，终使宪政制度的设计徒留形式。在汉密尔顿看来，“防止把某些权力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审判权威的维护是法治的要求，检察威信的丧失同样不符合法治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只有以审判权威为核心构建司法审判及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谋求“双赢”，才能保证司法公正的良性发展。
可惜谋求“双赢”未必能得到一致的认同。以检察机关为主的加强监督论和以法院为主的取消监督论在权力博奕中终于最直白地表现为“谁说了算谁是大哥”。由此，针对检察监督的“弱势地位”而言，笔者以为，与其说民事检察监督影响法院权威，不如说在审判权威与检察威信本应良性互动的运作中，仅具有纯粹程序意义的检察监督成为制度缺陷的牺牲品。当事人打官司追求裁判结果，当检察监督不能导致任何实质性监督效果，检察监督日趋没落也就理所当然，这种局面正是排斥监督论者的希望，同时也正是其固执己见的阴谋，以审判独立为大旗，谁敢捋其虎须？
但民事检察监督衰落之后，司法审判又是否必然权威呢？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罗伯斯庇尔则更直白：“明智的立法者知道，再没有比法官更需要立法者进行仔细的监督了，因为权势的自豪感是最容易触发人的弱点的东西。”权力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是法治的基础之一，放弃对审判权的有效监督，何来保障司法公正呢？审判权威不可能仅建立在法官个人的纯良品性上，它更需要以制度保障为基础的社会综合团体调机制。在我国，对民事审判的权力监督主要表现为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检察机关监督、各级党委监督、人大监督等形式。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但我国现有法院系统设置明显存在着“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权力机关、党委机关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是人民主权的重要表现，但法律职业化决定了其监督更多的只是原则性的监督。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门化，使得现代的人们在很多时候面对自己职业外的世界感到茫然和无知，日臻感到被专业化、专门化的职业限定与隔离于自己的现实世界中而缺少沟通与了解，因此，司法的正义性与其寄望于非专业的社会角色，不如充分发挥现有机构的职能作用，健全有关监督制度，以同质的法律职业群体保证法律的正确施行。
若干制度完善设想
如前所述，检察机关在民事审判监督中当具有自身的特殊优势，至少它以一个与法院同质的职业机关身份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民事检察监督缺乏完善的工作机制，兼以司法理念匮乏，是非曲直争论难休，司法实践也形形色色。据此，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其应关注以下问题：
（一）司法角色定位。
民事检察监督在宪制层面上的角色定位是检察监督与司法审判制衡的关键。在民事检察监督中，检察机关以抗诉、检察建议、支持起诉、提起民事公诉等方式行使检察权，其当处于什么地位呢？就此，国外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当事人说。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是当事人；（2）国家代表说。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当事人，他永远居于实行监督的国家代表地位；（3）折衷说。检察机关是诉讼意义上的当事人，他同时也是以法制维护者的身份参加诉讼，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国内有学者认为，在提起民事诉讼时，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应是原告的诉讼代理人。
其实，“对任何事物的研究，只有既顾及其质又顾及其量，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张卫平）。民事检察监督通过对当事人私权纠纷再判断的方式介入诉讼，其目的在于法院裁判可责性确认。尽管监督的过程往往表现为当事人申诉、检察机关借阅案卷审查、提起抗诉、抗诉出庭、当事人权益纠纷再判断等以“私权”为中心的一系列活动，但检察监督并不在意于当事人的私权纠纷，他主要通过个案监督方式为社会权益公平分配提供更多保证。尽管监督完全可能导致个案诉讼成本的提高，可能影响裁判权威，但个别正义的成本提升将使一般正义的低耗费实现更为可能。通过检察监督的潜在性制约，使法官（法院）感到检察监督无时不在，通过心理作用机制实现对法官恣意的控制。同时，尽管法院在再审案件时，必然会顾及检察机关的“意见”，从而可能影响法院对案件独立、中立地作出判断，但这种对抗性的“意见”并不能决定性影响其裁判，因为，“一个拥有独立自主审判权的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是从容不迫和泰然自若的，他一般能够保持一种勇于容纳各种不同甚至对立主张、观点和证据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助于他在制作“裁判问题上保持慎重，因而在审判过程中能够自觉地摒弃预断，克制偏见，不以个人好恶来影响裁判结果和程序进程，并且兼听各方的不同意见”（陈瑞华）。更重要的是，检察机关并没有强制性地把自己的“意见”加诸法庭，他同样在寻求一种可以“说服”自己的权威性判断。这种“不破不立”的矛盾运动对法院其他案件的公正裁判将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这样说来，民事检察监督机关从质的规定性上来说，它履行国家代表监督权能，因其监督方式的特殊性，它具备诉讼意义当事人的一定特征。
（二）参与诉讼程序思考。
作为国家代表，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审判监督必须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法治秩序为出发点。审判机关在诉讼中必须恪守中立地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法治秩序的维护在诉讼中更多地应由其他机关、组织、个人提出主张。出于监督对象的特殊性，检察机关把法院作出的存在重大错判可能的案件交回法院再审，以与审判同质的职业视角去检讨裁判，通过对民事权益再判断请求参与审判监督，其必须说明监督的合法性，并提出相关证据予以主张，当是监督的应有之义，即“以理服人”、“言之有据”。
根据高检《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取证的仅限于以下情形：（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的；（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职务违法的；（四）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因此，检察机关提出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并不能视为代表国家公权力支持一方当事人，反对另一方当事人，打破了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平衡，违反了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因为检察机关所做的，完全是在原审中依法应该查清的。法官是中立的裁判者，并不是机械的“自动售货机”，在庭审中当具有一定的主动权，法官疏于职责致裁判出现争议，当然不能因为审判权的特殊性而保持个案裁判的不容质疑。事实上，检察监督的价值正在于同质的“法律守卫”。法律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法院是法律帝国的理想，法官是帝国的王侯”（德沃金），检察官当是法律帝国的“法律守卫”。
既然检察机关调查证据有其法理依据并源于法官的疏于职责，根据民事诉讼有关基本原则，调查的证据也应平等地进入庭审。区别于诉讼当事人，检察机关应仅就其调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说明，并回答当事人及法官的相关提问，而不应参与证据质证及辩论，证据的效力由当事人进行质证并由法院最终确认，即其证据出示类似于“鉴定人”出庭作证，以尽可能减少对私权的不当影响。与此相关的是检察机关在庭审中的位置安排问题。检察机关出庭抗诉并有权出示证据，接受相关询问，显然不能超然于法庭之外，同时，基于民事诉讼的对抗制特点及抗诉的针对性，不妨在原被告席与旁听席之间倾斜审判席设定一位置，表示其独立于原被告而与审判机关既同质又针锋相对的特点。至于出庭称谓，鉴于法庭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及书记员的特定结构，考虑法院及检察机关不同领导体制表现出的职权行使方式，出庭抗诉不妨统称为“抗诉机关”。类似地，支持起诉当享有示证权利，并统称为“支持起诉机关”。
此外，抗诉案件再审，上级法院不能一律指令原审法院再审，而应以“同级抗、同级审”为主构建再审管辖制度。类二状态的出现即为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弊端的明证。众所周知，原审法院的司法水平一般低于其上级法院，抗诉案件由原审法院同级检察院上级机关提出，体现了对审判权的尊重及抗诉的严肃性，指令原审法院再审不仅与此不相称，更重要的是，从“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出发，原审法院再审显然将面临着更多非理性因素阻挠，这正背离了“回避”制度的精神。因此，尽管由于审判人力、物力的限制，指令原审法院再审确有必要，但也应当区分原审情况而不能一味指令再审。
（三）监督方式有效性思考。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检察机关主要采取抗诉的方式对法院审判进行监督。根据高检司法解释，各地检察机关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尝试了以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诉讼监督。由于提出检察建议与提出抗诉条件的一致性，检察建议明显突出了监督效益，降低了司法成本，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但检察建议缺乏立法支持，也没有得到法院的一致认可，司法实践中的检察建议监督情况千差万别，一度形成了“依法检两家主要领导关系好坏而决定采纳检察建议与否”的不良情况。实践中，检察建议主要实行“同级审、同级建议”的原则，出于对生效裁判严肃性、稳定性的维护，检察建议监督方式需进行有效的改造。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应提经检委会同意并报上级检察机关批准，以此保证与抗诉实质性一致，保证检察监督不受地方保护的影响。法院接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当移交审判监督庭审查并由其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其间，基于法院院长及审委会的权威地位，不宜由法院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开始再审程序，以尽可能减小对再审审理的负面影响，避免“先入为主”的认识误差。同时，检察机关既然提出的是“建议”，也不能强求法院必需启动再审，因检察建议已获上级院批准，其仅需保留抗诉的主动权足矣。
上述程序性手段并足以保证监督的有效开展。根据分权制衡理论，权力的制衡必需以权力的平衡为保障。法院以“司法最终解决”为归宿，其对事实的最终判断权绝对不容动摇，但法官的人性特点决定了其“性恶”的可能，必须以“平衡”的监督权予其以警示。有效的监督必须以恰当的监督权限为基础。就检察监督而言，尽管在宪法体制上检察权同时具有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的双重属性，检察机关的地位似乎也因此高于法院，但正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方式，法律监督权更多地仅具有形式意义。借鉴国外法律监督制度设置及我国古代封建监察制度，立法应赋予检察机关向同级人大对于违法违纪情节严重法官的弹劾权。同时，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特殊性，人大相应当建立“法官、检察官弹劾制”，对违法违纪情节严重的法官、检察官予以罢免。“自己监督自己”固然重要，但良性的职业道德未必能够匹敌于健全的监督机制。
（四）民事公诉制度设想。
尽管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性质不尽相同，但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提起民事诉讼制度为当代许多国家认同。基于“私权自治”的基本原则，各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大多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这一制度，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民事纠纷表现出许多新特点，国有资产流失、假货横流、生态污染等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事件不断发生，再兼以部分权力部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法律现行规定已明显滞后。因此，借鉴国外立法，结合社会实际，构建民事公诉制度值得探索。
民事公诉主要难题在于对“私权自治”下“私权”与“公益”的斟别及对行政机关执法权的处理。由于公益诉讼标的的实体权利大多为行政机关及私人在不同层面上所享有，出于对行政权的尊重，检察机关一经发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遭受特定侵害，应首先向主管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或支持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非主管行政机关在特定时效届满前不作出处理或当事人不愿、不敢或不能提起诉讼，恢复公益原状，检察机关不宜代为提起民事诉讼。检察机关因其公益代表人身份，其诉讼地位应相当于原告，其称谓无妨定位为“公诉机关”。其在诉讼中的实体处分权以不低于受侵害状态为限。同时，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被判败诉的，有关当事人应有权要求国家赔偿，以保证检察机关谨慎、合理地行使公诉权。此外，鉴于民事诉讼的平等性，对方当事人应有权提起反诉，反诉被判赔偿的，检察机关当有权请求法院判令实体权利人承担民事责任。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是一个另类的问题，从以法院为主的取消监督论到以检察机关为主的加强监督论以及法学专家们的莫衷一是，我们应该获得的绝不应只是权力博奕的信息，而这大概也正表明了权力制衡的价值所在吧。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人民政府令

第46号


　　《大连市森林防火管理办法》已经2004年6月21日市政府第2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8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夏德仁

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大连市森林防火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有效预防和及时扑救森林火灾，保护森林资源，促进林业发展，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务院《森林防火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森林防火，是指森林、林木和林地火灾的预防和扑救。
　　大连市行政区域内的森林防火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以下称先导区管委会），应将森林防火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森林防火经费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实行专款专用。
　　第四条　大连市森林防火指挥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森林防火工作。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在市城市建设、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办公室，共同负责本市森林防火的组织、协调、检查、监督工作。
　　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先导区管委会应当设立森林防火指挥部，负责辖区内的森林防火工作。森林防火指挥部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办公室，具体负责森林防火的组织、协调、检查、监督工作。乡（镇）、街道应设立森林防火工作领导小组，配备专职干部负责森林防火工作。
　　行政区域交界的林区，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建立森林防火联防组织，确定联防区域，共同做好联防区域的森林防火工作。
　　林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城市风景林的管理单位，也应设立森林防火工作领导小组，指定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
　　第五条　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行政领导负责制和在人民政府、管委会领导下的部门领导责任制。
　　各级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组织所属部门和辖区内单位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签订森林防火责任状。
　　第六条　林区所属乡镇（街道）、林场，应当根据森林防火工作需要配备专职和兼职护林员，负责巡山护林，管理野外用火，报告火情，协助有关部门查处森林火灾案件。护林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时应携带护林员证件和佩戴护林员标志。专职护林员的工资由市、县财政、林权所有者共同承担。
　　第七条　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组织有关单位按照国家森林防火?望网、通讯网、预测网、隔离带网和扑火工具机械化、扑火队伍专业化要求，制定森林防火规划，指导森林防火基础设施、设备的建设，建立森林消防队伍，培训森林防火专业人员。
　　第八条　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及林业、城建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经常性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活动，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应配合做好森林防火宣传教育。
　　森林防火期内，新闻媒体及气象部门应无偿向社会发布森林火险等级预报和其他森林防火通告、信息。
　　第九条　全市森林防火期为每年10月15日至翌年5月31日，森林防火戒严期为每年3月15日至5月31日。
　　在森林防火期内出现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时，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划定森林防火戒严区。
　　第十条　森林防火期内，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实行24小时昼夜值班。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应有指挥部成员值班。
　　第十一条　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上坟烧香、烧纸、送明火灯、燃放烟花爆竹和吸烟、野炊、烧荒、燎地格、烧病腐果树枝皮等野外用火行为。因特殊情况需要用火的，须按国家规定领取许可证和进入林区证明。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行为。
　　第十二条　森林防火期内，进入林区的机动车辆必须配备防火装置，并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防止漏火、喷火；机动车辆司乘人员以及旅客不得丢弃火种。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林区边缘设置生产、储存、加工、装卸易燃、易爆物品的工厂、仓库等场所；不得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堵塞防火通道，破坏防火林带等。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灾，应在采取必要措施情况下，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先导区管委会或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先导区管委会或森林防火指挥部接到报告后，必须立即组织扑救，并逐级上报。参加扑火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命令，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扑火，不得拖延。
　　第十五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森林火灾，由市森林防火指挥部统一组织和指挥。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应当在临近火场的地方组成扑火前线指挥部。扑火前线指挥部根据需要，有权调动各有关单位的灭火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以及采取清除障碍物、实施局部交通管制等紧急措施：
　　（一）森林过火面积10公顷以上的；
　　（二）威胁居民区和重要设施安全的；
　　（三）发生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范围内的；
　　（四）县（市）、区行政区域交界处发生的森林火灾；
　　（五）造成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的；
　　（六）4小时内尚未扑灭明火的；
　　（七）需要上级和辖区外单位支援扑救的。
　　第十六条　森林火灾的明火扑灭后，必须留有足够人员看守，清除余火，经检查确认余火已彻底熄灭后方可撤离。
　　第十七条　森林火灾扑灭后，当地森林防火指挥部应当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对起火的时间、地点、原因、肇事者、受害森林面积和林木损失、扑救情况、人员伤亡、其他经济损失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调查，记入档案，上报上级森林防火指挥部。
　　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由当地森林防火指挥部依据国家制定的森林火灾损失计算标准进行核定。
　　第十八条　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致残或者牺牲人员的医疗、抚恤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在森林防火工作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先导区管委会给予表彰或奖励：
　　（一）连续10年以上无森林火灾的乡（镇）、街道，保持1年以上无森林火灾或三年以上基本无森林火灾的区（市）、县和先导区，保持20年以上无森林火灾的自然保护区、国营林场；
　　（二）发生森林火灾能及时采取有利措施，积极扑救，损失较小的，或者在扑救火灾中的有功人员和有显著成绩者；
　　（三）发现纵火、失火行为，及时制止或检举报告肇事者；
　　（四）在查处森林火灾案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五）在森林防火工作中有发明创造，并作出突出贡献的；
　　（六）连续从事森林防火工作15年以上，且无重大过错的。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由林业、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森林防火管理人员和其领导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其情节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履行法定职责，引发森林火灾或者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的；
　　（二）迟报、瞒报、谎报森林火灾的；
　　（三）未及时组织扑救森林火灾或者拒不执行扑火命令的；
　　（四）不及时处理火灾事故，纵容、包庇、姑息迁就火灾事故责任人的；
　　（五）挪用防火专项资金，在购买森林防火机具设备以及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收取回扣和好处费的。
　　第二十三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4年8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