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关于发送“中国银行设置总稽核的管理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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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灵魂，没有证据，就没有刑事诉讼。周永康同志在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要强化证据意识，保证刑事案件办理质量。”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证据问题贯穿了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这不仅反映了立法者的证据意识，同时也给刑事诉讼的所有参与者提出了要求，即参与刑事诉讼必须有证据意识。作为一种理性自觉，证据意识要求人们能够正确认识证据的本质及其诉讼价值，并能够自觉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和解决争端。同时，证据意识也是一种本能，是人们在诉讼中或者诉讼外自动养成收集、保存、运用证据的习惯。

一、理性认知证据，树立科学证据观

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石，证据意识则决定着人们对于证据基本问题的态度。首先，应当对“证据是什么”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对证据的传统定义做了重大修改，把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据此，证据成了反映案件事实的载体，而非案件事实本身。这种载体既可能是物质的，如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也可能是非物质的，如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用“材料”取代“事实”，消除了旧法中的逻辑矛盾，同时也标志着人们对于证据的认识由过去的实质理性转向形式理性。

关于证据的真假问题，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强调证据的客观性，认为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主观想象、臆测和捏造的产物。也就是说，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可靠性，所谓“不属实者非证据”。但实践表明，当事人和公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明材料，并非都是纯客观的真材实料，如虚假的供述、伪造的文书等，甚至有时候被法官采纳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也可能被证明是假的。鉴于人的思维的非至上性，人们对于证据的认识是相对的，我们无法否定证据具有相对真实性的一面。

二、培养证据意识，提高诉讼自助能力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意识具有重要的自助功能。案件发生后，被害人要有收集和保管证据的意识，尤其对于自诉案件更是如此。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没有证据，被害人无法提起自诉。即使非属自诉案件，被害人能够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有些证据稍纵即逝，待侦查人员取证时，犯罪现场可能已被破坏，证据可能被毁灭而无法再取得。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防御状态，属于辩护一方，因而也要有收集和保管证据的意识。作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除了要注意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外，还要特别注意收集、保管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的证据。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公安司法人员侵犯其人身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为，尤其是涉嫌刑讯逼供时，有权提出控告，但必须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实践中，很多被告人在法庭上提出遭到刑讯逼供，但往往因缺乏证据而不了了之。

对于律师来说，证据意识是一种重要的职业素质。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可以通过会见、阅卷或者取证等方式获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但近年来的诉讼实践表明，很多律师因担心“被伪证”而怠于调查取证。虽然保全了自己，但损害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辩护制度。证据是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履行责任的重要根据，作为法律职业者，律师应当尽量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但在调查取证时也要注意自我保护。如在向证人取证时，可以采用录音录像的方式，或者让证人在证言笔录上签字和按手印，以确保证言的真实性，并表明询问已征得证人同意。

证据意识也是公安司法人员的安身立命之本。作为刑事诉讼的主导者，公安司法人员不仅要对证据知识和证据规则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而且要能够准确熟练地运用证据;除了要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客观全面地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外，还要注意收集和运用证据的规范性。这不仅是正确惩罚犯罪的需要，也是自我保护的需要。如前几年在推行“录音、录像、律师在场”(又称“三项制度”)实验时，侦查人员在开始的时候普遍有抵触心理，但实施一段时间后，逐渐接受并非常欢迎这种做法了。究其原因，“三项制度”的实施为侦查人员文明办案起到了见证作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并正式确立了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在错案追究制日益严格的今天，对于提高公安司法人员证据意识、避免被错误追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转变侦查观念，严防非法取证行为

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的重要一环，也是收集证据和查明案件事实的关键程序。培养和强化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有利于保障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为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侦查人员要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

一是从口供本位向物证本位转变。长期以来，我国侦查工作坚持口供本位，过于强调口供的作用，侦查思维往往“由供到证”，即先从口供入手，然后再根据口供去找其他证据。由于过于看重口供的作用，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况时有发生。侦查人员应该转变观念，将侦查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口供以外的证据尤其是物证上来，不断减少对口供的过分依赖，通过物证和其他证据来证实犯罪。

二是从重视证据客观性向重视证据合法性转变。侦查活动是一种典型的诉讼认识活动，除了必须遵循认识论的客观规律去发现和收集证据外，还要受到程序法的规范，体现程序正义的理念。也就是说，在实体真实性和程序正当性之间，我们应当承认并重视程序的价值和作用。作为案件事实的探求者，侦查人员首先应当依法办案、文明办案，在收集证据时，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讯问、搜查等，避免有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

三是从“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转变。在公安部日前召开的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工作部署会上，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明确指出，要使广大民警切实转变侦查办案方式，在证据规格和标准上把“破案”与“庭审”的要求结合起来，切实实现侦查办案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目标转变。这一提法很有指导性，对于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也是适用的。为此，侦查人员应当转变工作思路，以证据为本，由过去侦查“抓人破案”转向用证据去证明犯罪事实上来。

四、加强证据审查，提升公诉和监督水平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负有公诉和监督双重职能。作为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负有客观公正指控犯罪的职责。强化证据意识，就是要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做到“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注意审查侦查机关或部门收集的证据是否客观全面，有无违法取证行为。在出庭支持公诉时，要用证据说话，对于每一项指控，都要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切实履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的举证责任。此外，公诉人还要正确认识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注意维护被告人的正当权利。

诉讼监督也要用证据说话。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有些新规定加强了人民检察院在诉讼监督中的证据审查意识。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增加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于非法取证的审查与核实，即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再如，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86条的规定，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侦查活动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可以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等方式，来予以核实。有了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证据，提出纠正意见就会更有效力，纠正违法侦查行为才会更有效果。

五、强化证据裁判意识，确保刑事案件质量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证据制度的基础性原则，其核心在于强化证据意识，强化证据对于认定事实的基础地位。刑事诉讼关涉公民人身自由甚至生命的限制或剥夺，为了防止主观擅断，确保案件办理质量，法官应当强化证据裁判意识，努力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也是正确处理刑事案件的质量保障。现代诉讼彻底将“神判”丢弃，证据裁判原则成了证据规则的“帝王条款”，支配所有犯罪事实的认定，但“拍脑袋”断案、按照长官意志断案等违反理性的认定事实方式仍然存在。要防止法官恣意擅断，就要从源头上严把证据关和事实关，做到一切都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更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二是认定事实的证据必须是合法有效且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证据。采取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仅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影响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对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并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维护了司法的纯洁性。此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完善了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和专家辅助人制度，为证据质证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是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检验刑事案件质量的试金石，它既是衡量控方是否适当履行其举证责任的尺度，也是检验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是否达到法律要求的标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条把证明标准解释为“排除合理怀疑”，按照比较权威的解释，指对于事实的认定，已没有符合常理的、有根据的怀疑，实际上达到确信的程度。刑事证明是相对的，没有证据固然不能认定案件事实，但有了证据也不一定就能认定有罪，如若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按照疑罪从无的“铁则”，应当推定被告人无罪。

(作者分别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副教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两院”司法解释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10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决定》对邪教组织的性质和危害，对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的犯罪活动作出了明确规定。《解释》根据刑法规定，对办理邪教组织犯罪案件提供了具体的司法依据。这一重要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依法严厉打击邪教组织特别是“法轮功”邪教组织，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利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就人民法院学习贯彻《决定》和《解释》，依法审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特别是“法轮功”邪教组织犯罪案件通知如下：
一、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决定》和《解释》，进一步明确审判工作指导思想和任务。近年来，邪教组织特别是“法轮功”邪教组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大搞教主崇拜，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发展，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必须坚决依法惩办。修订后的刑法专门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蒙骗他人，致人死亡以及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奸淫妇女、诈骗财物行为的定罪处罚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通过的《决定》，更为依法惩治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的犯罪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学习，统一思想认识，认清“法轮功”的邪教性质及其危害，深刻领会中央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重要性、复杂性、尖锐性和长期性，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把防范和惩治各种邪教组织犯罪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以迷信邪说蒙骗他人，致人死亡，或者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坚决依法严惩。
二、依法审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明确打击重点。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贯彻执行《决定》，按照《解释》的规定要求，严格依法办案，正确适用法律，坚决依法打击“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犯罪活动。对于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聚众围攻、冲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扰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生产、经营、教学和科研等秩序；非法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煽动、欺骗、组织其成员或者其他人聚众围攻、冲击、强占、哄闹公共场所及宗教活动场所，扰乱社会秩序；出版、印刷、复制、发行宣扬邪教内容的出版物、印制邪教组织标识的，坚决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对于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制造、散布迷信邪说，蒙骗其成员或者其他人实施绝食、自残、自虐等行为，或者阻止病人进行正常治疗，致人死亡的，坚决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依法从重处罚。对于邪教组织以各种欺骗手段敛取钱财的，依照刑法第三百条第三款和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对于邪教组织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犯罪分子，以各种手段非法聚敛的财物，用于犯罪的工具、宣传品的，应当依法追缴、没收。
三、正确运用法律和政策，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必须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团结教育大多数被蒙骗的群众，坚决依法严惩极少数犯罪分子。在依法惩治构成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积极参加者的同时，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教育大多数，解脱大多数。要把不明真相参与邪教活动的人同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非法活动、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区别开来；要把一般“法轮功”练习者同极少数违法犯罪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区别开来；要把正常的宗教信仰、合法的宗教活动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活动区别开来。重点打击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指挥者和屡教不改的骨干分子。对有自首、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受蒙蔽、胁迫参加邪教组织并已退出和不再参加邪教组织活动的人员，不作为犯罪处理。
四、加强对学习宣传贯彻《决定》工作的领导，保证审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工作顺利进行。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在党委政法委的指导下，周密部署，保证万无一失。要把依法审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务必抓紧抓好。要加强与检察、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对于检察机关移送起诉的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要抽调精干力量进行审理，依法及时审结。上级人民法院要注意了解和掌握下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情况，及时指导。对一些典型案件应当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扩大审判的社会影响。要通过各种形式宣传和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教育广大群众，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使广大群众认识邪教组织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危害社会的实质，增强自觉反对和抵制邪教组织的意识。要落实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坚持预防与惩治并重，防范邪教组织的滋生和发展。
以上通知，望认真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