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2004年)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颁布施行《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福建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公告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福建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由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２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4年７月２７日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福建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4年７月２２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福建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议案，经审议，决定对《福建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第九条第（三）项修改为“（三）有不少于五名大专以上学历的专职工作人员”。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福建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后，重新公布。
福建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
(2002年5月31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根据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２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福建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人才市场活动，加强人才市场管理，维护人才、用人单位和人才中介机构的合法权益，实现人才合理、有序的流动和人才资源的科学开发配置，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人才中介机构从事人才中介服务、用人单位招聘人才和人才应聘以及与之相关活动的管理，适用本条例。
劳动力市场管理，按照国家及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人才，是指具有承担专业技术工作、管理工作相应资格或者能力的人员。
第四条人才市场活动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保障个人自主择业、单位自主用人。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人才市场建设，促进人才市场发展。
第六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吸引国外、省外人才以调动、兼职、咨询、讲学、科研和技术合作、技术入股或者担任顾问、咨询专家等形式，来本省工作或者提供服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促进人才向国家、省重点加强的产业、重点发展的领域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动。
第七条省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人才市场的指导、管理、检查、监督。
工商、公安、财政、价格、劳动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实施本条例。 第二章人才中介机构
第八条本条例所称人才中介机构，是指为人才和用人单位提供中介服务及其他相关服务的组织。
第九条设立人才中介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注册资本（金）或者开办资金不少于人民币十万元；
（二）有与开展人才中介服务相适应的场所和设施；
（三）有不少于五名大专以上学历的专职工作人员；
（四）有规范的名称和章程；
（五）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设立人才中介机构应当向人事行政部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人才中介机构章程；
（三）办公或者服务场所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
（四）验资证明；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所需资料。
人事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发给《人才中介服务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人事行政部门对人才中介机构实行《许可证》年度验证制度。
第十一条省直单位、中央在闽单位、省外单位设立人才中介机构以及设立冠以福建省名称的人才中介机构，必须经省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批准。其他人才中介机构的设立，必须经所在地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批准。
外国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人才中介服务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专营或者兼营人才信息网络中介服务的，必须申领《许可证》。
第十三条人才中介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依法报请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四条取得《许可证》的人才中介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从事人才中介服务。
人才中介机构改变名称、住所、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以及停业、终止的，应当向原批准机关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五条人才中介机构可以依法从事下列服务：
（一）发布人才供求信息，提供择业指导和咨询服务；
（二）接受用人单位书面委托招聘人才；
（三）向用人单位推荐人才；
（四）组织人才培训；
（五）人才素质测评；
（六）经批准举办人才交流会；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服务项目。
第十六条人才中介机构可以在规定业务范围内接受用人单位和个人委托，从事人事代理服务。
开展下列人事代理业务，必须经过省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授权：
（一）流动人才和大中专毕业生人事档案管理；
（二）申报或者组织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三）其他需经授权的人事代理事项。
第十七条人才中介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公开服务内容和程序，向社会公布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的项目和标准必须符合国家和本省的规定。
第十八条人才中介机构不得提供虚假或者过时的信息，不得以招用人才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十九条人才中介机构可以依法建立行业组织。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促进公平竞争，维护行业成员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人才招聘
第二十条用人单位招聘人才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一）委托人才中介机构；
（二）参加人才交流会；
（三）发布人才招聘信息；
（四）运用人才信息网络；
（五）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一条本条例所称人才交流会，是指举办人才集市、人才招聘会、毕业生供需见面双向选择会等人才交流活动。
第二十二条举办人才交流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人才中介服务资格；
（二）有与交流会规模相适应的社会需求；
（三）有相适应的场所、人员和服务设施；
（四）有完善的组织方案和安全措施。
第二十三条举办人才交流会，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批准。
跨行政区域举办人才交流会，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批准；举办冠以福建省名称的人才交流会，由省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批准。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举办人才交流会。
第二十四条举办人才交流会，应当向相应的人事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人事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不予批准的，向申请单位说明理由。
第二十五条人才交流会的举办单位，应当对招聘单位的主体资格、招聘行为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对招聘中的各项活动进行管理，并接受有关行政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用人单位发布的人才招聘信息应当真实。
用人单位招聘人才，不得向应聘人员收取报名费、押金及其他费用，不得扣压应聘人员的任何证件，不得侵犯应聘人员和其他单位的合法权益。
用人单位委托人才中介机构代理招聘的，应当签订委托合同。
第二十七条用人单位不得聘用下列人员：
（一）正在承担国家和本省重点工程、重点科研项目的主要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未经原单位同意应聘的；
（二）从事国家机密工作或者曾经从事国家机密工作尚在规定的保密期限内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暂时不能流动的其他人员。 第四章人才应聘
第二十八条人才应聘不受单位性质、个人身份、户籍和性别等方面的限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应聘人员应聘时，提供的居民身份证、护照、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等有关材料必须真实、有效。
第三十条在职人员需要解除合同或者辞职的，应当提前三十日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所在单位应当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答复，对符合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的，应当予以同意，并自同意之日起十日内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应聘人员离开原单位时，应当按照与原单位签订的合同、协议或者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处理有关事宜。原单位不得在国家和本省的规定之外另行设置限制性条件。
应聘人员离开原单位时，不得带走原单位的科研成果、技术资料和设备器材等；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和原单位商业秘密；不得侵犯原单位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二条应聘人员离开原单位时，按照规定需要办理转递人事档案和转移社会保险关系的，原单位和有关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在应聘人员离开原单位之日起三十日内，分别按照人事档案和社会保险管理的有关规定予以办理。
聘用单位没有人事档案管理职能的，原单位应当向人事行政部门授权管理人事档案的人才中介机构移交人事档案。逾期不移交人事档案的，人事行政部门可以直接调转。
原单位或者经授权管理人事档案的人才中介机构应当维护人事档案的真实、完整，不得出具虚假的证明和材料。
第三十三条用人单位和应聘人员经双向选择达成意向后，根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依法签订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章人才流动争议处理
第三十四条处理人才流动争议，应当按照合法、公正、及时的原则，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五条当事人因流动而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处理。没有规定或者约定的，当事人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向人事行政部门申请调解处理。
当事人向人事行政部门申请调解处理的，人事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调解处理。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无《许可证》从事人才中介服务的，责令立即停止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人才中介机构超越《许可证》核准的服务范围从事人才中介服务的，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三）人才中介机构未经批准举办人才交流会的，责令停办，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四）人才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信息、作出虚假承诺的，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五）用人单位在招聘活动中向应聘人员收取报名费、押金等费用的，予以警告，责令退还，并处以违法收取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六）用人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招聘不得聘用的人员的，责令改正;故意招聘的，并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在人才招聘、应聘和中介服务中，侵害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有关单位和应聘人员在招聘、应聘活动中提供虚假材料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第三十九条人才中介机构违反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收费的，由财政、价格行政部门依法查处。
第四十条人才中介活动违反工商行政管理规定或者其他法律、法规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相关部门予以查处。
第四十一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人才市场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侵犯应聘人员、用人单位和人才中介机构合法权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四十二条本条例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从一起医疗赔偿纠纷案看我国医疗纠纷法律领域诸问题
陈晓军
【案情简介】
李安福，男，现年55岁，汉族，重庆市南岸区长生镇天文村双桂湾社农民。1998年5月6日下午，李安福在南岸区长生镇青龙石社黑石子坡采石场做工时，被运条石的东风车碾伤右足，当即送到武警重庆总队医院（以下简称武警医院）抢救，被诊断为右足碾压伤。据武警医院病历记载，当天晚上该医院对李安福实施右足内固定及清创缝合手术，术后住院治疗，术后第12天即5月17日，李安福的伤口生蛆，5月19日，武警医院对李安福实施右踝关节离断手术，6月16日李安福在医生劝说下出院。因继续感染，李安福不得不在重庆骨科医院、外科医院继续寻求治疗，并于1999年12月15日被再次截肢。现李安福右腿膝盖以下全部缺失。
李安福从武警医院出院后，曾在1999年初以该医院在治疗和护理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致其伤口感染生蛆，并最终被截肢为由，申请南岸区卫生局下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该委员会于1999年3月作出鉴定结论，认定李安福系因右足伤情较严重而截肢，医院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未摄片、伤口生蛆等医疗缺陷。李安福不服，遂以武警重庆医院为被告，直接向南岸区人民法院提出人身损害赔偿之诉。南岸区人民法院以上述鉴定结论为依据，认定被告方的医疗缺陷与原告方被截肢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被告方仅（从人道主义角度）承担适当赔偿责任，遂判决被告方给付原告方医疗费、护理费等计9000余元。李安福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在维持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判决被上诉人武警医院赔偿损害抚慰金10000元。李安福仍然不服，继续通过种种渠道上访申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受理李安福的申诉之后，委托重庆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再次对本案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该委员会于2005年6月8日作出鉴定结论，仍然认定本案不构成医疗事故，仅在诊疗过程中存在某些不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即驳回了李安福的再审申请。李安福最终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这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医疗纠纷案件。作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当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医疗纠纷案件在人身损害赔偿之诉中所占比重近年来呈急剧上升之势，医疗纠纷本身也已成为我们社会当中争议极大的热点问题。对本案的透视和剖析反映出我们的医疗机构、司法机关乃至整个社会体制在面对矛盾日渐激化的医疗纠纷时存在的许多问题，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维护公平正义，创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也许不无裨益：
一、医院病历作为证据的效力问题
在本案一审开庭审理的过程当中，双方当事人曾就病历的真伪问题发生激烈争议。李安福一方认为医院提供给法庭的病历是伪造的。因为医院14天没有给李安福换药，所以其伤口才会因感染而生蛆。但医院的病历显示在第一次清创缝合术至第二次截肢术之间每天都给李安福的伤口消毒、换药、重新包扎，医院也坚称其病历是真实无疑的。但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此立即产生的一个疑问就是：如果确如病历所反映的医院每天都会给患者的伤口消毒、换药并重新包扎，则患者的伤口怎么可能生蛆？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法院认为李安福一方没有证据证明医院的病历是假的，故没有采纳其主张。
在习惯性的概念中，医院在诊疗病人的过程中制作的病历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但是，当发生医患纠纷并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之后，医院作为争议当事人一方，其单方制作的病历正在遭到越来越严厉的质疑。如本案当中所见，在医院诊治过程中受到损害的患者当事人往往很容易认为其住院病历被医院改动、甚至被医院改头换面重新伪造，但又往往找不到医院对其病历造假的证据，从而导致败诉。客观地讲，既然病历从头到尾由医院一方负责制作，患者或其家属无法对其监督，则发生事故或纠纷后，医院一方对病历进行改动或伪造当然有其现实条件和动机，尤其是在当今社会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成为主导的前提下，医院一方为了逃避可能的巨额赔偿责任，无视患者遭受的巨大痛苦，利用其有利条件改动病历乃至恶意伪造病历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种时候仅仅指望以所谓的职业道德来约束医院的行为并不现实。
但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由于病历从始至终掌握在医院手里，病历的虚假性绝大多数时候无法证实，因为患者一方根本不具备证实病历虚假性的能力和条件，这常常成为法院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判决患者一方败诉的重要原因。现有规定虽然已经明确患者及其家属可以复印病历，但在实践中往往由于医院一方有意无意之间设置障碍（如不进行告知）而使患者的这一权利不能得到实现。笔者认为，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过程中要求患者一方承担证明病历虚假性的举证责任，从证据学的角度讲是不科学的，从实践的角度讲对于患者一方是极不公平的，客观上偏袒和保护了医院作为强势当事人的部门利益。当医患双方对病历的真伪出现争执时，实际上应当由医院一方承担其所提供病历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因为病历在诉讼当中只能视为医院一方为支持自己的主张而单方制作并提供的书证，患者在对病历无法实施控制的情况下，应当有权不予认可，医院此时必须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其制作并提供的病历是真实的，否则不应承认病历作为证据的效力。这样，把由患者一方承担病历虚假性的举证责任转变为由医院一方承担病历真实性的举证责任，既符合客观实际，又能保护患者一方的正当权益，还能和医疗侵权行为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法规则相一致。
建议在今后有关立法中应明确医院有义务（必须）向患者或其家属提供病历，并应规定患者或其家属对于医院的病历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如规定医院制作的病历必须由患者或其家属签字认可。
二、医疗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本案在医疗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两个鉴定结论对于李安福在住院期间伤口生蛆这一严重的事实均采取了轻描淡写的态度，重庆市医学会的鉴定结论更是对伤口口生蛆一事讳莫如深，在列举医院存在的医疗不足时对于患者伤口生蛆竟只字不提。
在国务院于2002年9月1日颁布实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之前，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由各地卫生局下属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负责进行；在《条例》实施之后，由医学会组织医学专家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而所谓医学专家基本上都是各大医院的知名医师或学术带头人。社会上把这种变化戏称为“老子给儿子做鉴定”变成了“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鉴定”，期望这样的鉴定结论做到客观公正事实上是很困难的。据一些新闻媒体曾经披露，在《条例》颁布实施之前，很多地方的医患纠纷诉诸法院，患者一方的胜诉率尚可保持在80％以上；而在《条例》实施之后，患者一方的胜诉率反而降到20％以下，这一巨大的反差引人深思。
本案涉及的医疗鉴定结论反映出较明显的偏袒医院一方的倾向，表明在《条例》实施以后医院利用专业鉴定推卸责任，逃避巨额赔偿，损害患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患者的弱势地位甚至进一步恶化。医疗鉴定结论还存在另外一个超越鉴定范围的问题将在后面提到。总之，医疗鉴定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已经引起全社会的不满，有关部门乃至立法机关如果对之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则公众的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一）过分依赖医疗鉴定结论
本案一审法院的承办人也认为鉴定结论有问题，但鉴于鉴定结论已经作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结论，故法院也只好认定医院一方不承担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
这反映出一个全国范围的普遍现象，即：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往往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唯一的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如果鉴定结论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即使按一般常理或生活常识足以推断医院行为有过错并给患者造成了身心方面的重大损失，法院也往往不敢下判。
这里其实存在着两个比较重要的法律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处于何种证据地位的问题。各地绝大多数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均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判决的唯一依据，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事实上成为医疗纠纷案件中的“证据之王”，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甚至排斥了其他证据种类的证明作用。而从证据学的角度来分析，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法定证据种类鉴定结论当中的一种，从证据分类的意义上看，鉴定结论在一般情况下属于间接证据，其本身也需要其他证据的支持，在法庭上同样应当经过质证才能予以采信。实践中人民法院盲目采信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可以说是一种审判水平不高的表现。
第二，医疗事故与一般医疗侵权行为的关系问题。许多人民法院在处理任何医疗纠纷案件时都要求作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实际上混淆了医疗事故与一般医疗侵权行为，把医疗事故完全等同于一般医疗侵权行为。从概念上分析，一般医疗侵权行为的外延要远远大于医疗事故的外延。鉴定结论认为医院的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不等于医院的行为不构成侵权。严格意义上讲，人民法院如果公正司法，即使有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认定不构成医疗事故，医院仍然有可能被判承担巨额赔偿责任。
事实上，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审理案件唯一依据的习惯性概念在法院系统内部也是遭到批评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曾经指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 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现实审判当中的习惯性操作完全不利于保护患者作为弱势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全国范围来看，人民法院否定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而判决医院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其实不乏精彩而有价值的个例，但在医疗侵权领域内树立保护患者合法权益的全社会普遍性观念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医疗鉴定结论的鉴定人不出庭接受质证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中已经明确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出庭的，也应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但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当中这一规定的落实情况相当糟糕，尤以医疗鉴定结论最为突出，本案即是如此。事实上，在涉及医疗鉴定结论的医患纠纷案件中，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情况极为罕见，几乎没有。患者一方当事人因此无法行使其程序法上的权利，也无法行使其对于医疗鉴定程序及鉴定过程的知情权。按照程序法的原则及规定，这样的鉴定结论依法是不应当予以采信的。
问题在于：人民法院对于鉴定人未经出庭接受质询、依法不应采信的鉴定结论恰恰是几乎毫无例外地予以采信，因此判决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利于患者一方当事人也就毫不奇怪了。这一现象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法官的个人水平、习惯势力的影响、部门利益的保护或者是有关政府部门的干预？
（三）医疗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已明确规定医疗侵权行为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实施医疗行为的医院一方对其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及其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患者一方只须证明其曾在医院接受治疗以及治疗当中或之后发生了损害事实即可，而医院一方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其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其医疗行为与患者所遭受的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只有在同时证明前述两者的情况下，医院一方才有可能免责。照理说，如此严格的举证责任对于医院一方是十分不利的，医院一方要想逃避侵权赔偿责任也应该是很困难的。但在医疗纠纷的审判实践当中，医院一方往往通过一纸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就可以很轻松地达到免责的目的。在这样的鉴定结论中，鉴定机构往往直接作出了医院行为不存在过错和医院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书面结论，法院也就全盘采信。事实上这样的鉴定结论是错误的，因为鉴定机构只能就专业问题在其专业范围内进行鉴定，过错与因果关系的问题已属法律范畴，应由法官进行判定，鉴定机构没有资格对过错和因果关系的问题下结论，否则就是以鉴定结论代替了法庭审判。而人民法院对于这样的鉴定结论全盘采信，事实上是放弃了对于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坚持，也在客观上放弃了自己的审判权力和职责。
结语：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事实上也就是检察机关在对这一类民事案件进行法律监督时遇到的难点。随着这一类社会矛盾的日渐尖锐，向检察机关提出对医疗纠纷案件判决不服的申诉将会越来越多。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如何应对，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检察机关由于其民事行政检察这一块监督力量相对偏弱，对于法院审理的医疗纠纷案件及与之类似的社会热点、难点案件普遍存在着不想监督、不敢监督的情况。这与我们的党和国家倡导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的大宗旨无疑是有相当差距的。希望我们检察机关对此能够予以高度重视，加大这些方面的调研和工作力度，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和作用真正发挥到实处!
